第二個被終身監(jiān)禁的銀行董事長：姜喜運的恒豐銀行往事

　　姜喜運是內蒙古銀行原董事長楊成林之后，第二個被判處終身監(jiān)禁的銀行董事長。

　　死刑緩期二年，執(zhí)行期滿，減為無期徒刑后，終身監(jiān)禁，不得減刑、假釋……經過長達五年的調查、起訴、審理之后，恒豐銀行原董事長姜喜運，接到了被終身監(jiān)禁的二審判決。

　　12月26日，煙臺中級法院二審做出判決，認定姜喜運犯貪污、違規(guī)出具金融票證、故意銷毀會計憑證、會計賬簿等罪，決定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，執(zhí)行二年期滿減為無期徒刑后，終身監(jiān)禁，不得減刑、假釋。

　　在姜喜運之前，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，減為無期徒刑后，終身監(jiān)禁，不得減刑、假釋的銀行高管，有內蒙古銀行原董事長楊成林。2018年12月21日，楊成林以超過6億元的涉案金額，被包頭中院判處這一刑罰。

　　姜喜運2013年從恒豐銀行卸任，2014年10月接受組織調查。引發(fā)其系列案件的導火索是涉及金額達37億元的成都“門里事件”。2013年，在姜喜運主導下，“門里事件”涉事的兩家企業(yè)通過恒豐銀行進行的巨額融資違約，最終牽出了姜喜運系列案件。第一財經曾于2014年報道，涉事企業(yè)是恒豐銀行股東，且與姜喜運存在隱秘關聯(lián)。

　　截至2013年底退休，姜喜運先后在恒豐銀行任職26年之久。在其掌控期間，恒豐銀行治理淪陷，行長長期缺位。同時期，恒豐銀行大案頻發(fā)，多起引起市場波動的債券、票據(jù)、同業(yè)大案浮出水面。

　　第二個被終身監(jiān)禁的銀行董事長

　　延宕5年有余之后，姜喜運終于在12月26日上午接到了死刑緩期二年執(zhí)行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，死刑緩期執(zhí)行二年期滿減為無期徒刑后，終身監(jiān)禁，不得減刑、假釋的二審判決。

　　公開信息顯示，姜喜運生于1949年，歷任山東省黃縣建委副主任、恒豐銀行前身煙臺住房儲蓄銀行副行長、行長。2003年，煙臺住房儲蓄銀行整體更名改制為恒豐銀行后，姜喜運擔任該行董事長、黨委書記，直到2013年底退休，先后在恒豐銀行任職26年之久。

　　2014年10月下旬，從恒豐銀行董事長任上退休僅僅一年有余，姜喜運就鋃鐺入獄。當年10月，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姜喜運開始接受組織調查，并在2015年1月被開除黨籍，正式移送司法。2018年7月17日至20日，煙臺中院就姜喜運案進行一審公開開庭審理。

　　根據(jù)檢方指控，2008年1月至2013年1月，姜喜運利用擔任恒豐銀行董事長的職務便利，將恒豐銀行股份陸續(xù)轉至其個人或親友控制的公司名下，予以隱匿，共計折合人民幣7.5億余元。2004年至2013年，姜喜運單獨、伙同他人，索取或收受財物折合6037.4萬余元，為江蘇正陽置業(yè)有限公司（下稱“正陽置業(yè)”）、高天國等公司和個人購買恒豐銀行股份、辦理貸款等方面提供幫助，其中，姜喜運伙同他人共同收受高天國給予的人民幣2300萬元。2014年9月，姜喜運指使他人銷毀其實際控制的五家公司的會計憑證、會計賬簿。

　　煙臺中院的二審判決，與一審時檢方指控基本一致。法院審理查明：姜喜運隱匿的上述恒豐銀行股份，數(shù)量為2.8365944億股，折合7.54億余元；2013年7月，姜喜運安排張文凱違規(guī)向關聯(lián)方出具37億元的保函，未收取擔保手續(xù)費；2014年9月，指使他人銷毀會計憑證、賬薄，涉及金額6.598億余元。

　　法院鑒于姜喜上述涉及的貪污、受賄、違規(guī)出具金融票證、故意銷毀會計憑證、會計賬簿案，對姜喜運以貪污罪判處死刑，緩期二年執(zhí)行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，在其死刑緩期執(zhí)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，終身監(jiān)禁，不得減刑、假釋；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；以違規(guī)出具金融票證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；以故意銷毀會計憑證、會計賬簿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，并處罰金四萬元，決定執(zhí)行死刑，緩期二年執(zhí)行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。在其死刑緩期執(zhí)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，終身監(jiān)禁，不得減刑、假釋。

　　姜喜運并不是第一個被判處死緩期滿，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(jiān)禁的銀行高管。自從刑法修正案（九）2015年11月生效以來，姜喜運是第二個被判處終身監(jiān)禁的商業(yè)銀行董事長。在姜喜運之前，被判處這一刑罰的銀行高管是內蒙古銀行原董事長楊成林。2018年12月21日，楊成林被包頭中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(zhí)行，期滿減為無期徒刑后，終身監(jiān)禁，不得減刑、假釋。

　　楊成林是內蒙古銀行元老級的人物。公開信息顯示，從1988年開始，楊成林就在人民銀行內蒙古分行辦公室工作，1998年擔任呼和浩特市商業(yè)銀行籌建辦主任，1999至2003年擔任呼和浩特市商業(yè)銀行董事長、行長；2003年起擔任內蒙古銀行董事長直至2013年退休。2014年6月，楊成林在立案偵查，2016年3月一審開庭。

　　根據(jù)法院審理查明，2000年至2013年，楊成林利用擔任呼和浩特市商業(yè)銀行黨委書記、董事長、行長、內蒙古銀行黨委書記、董事長等職務上的便利，單獨或者伙同特定關系人收受他人財物共計3.07億余元；以支付工程款、報銷會議費的名義貪污公款、挪用公款共計2.92億余元歸個人使用，進行營利活動，涉案總額超過6億元。

　　法院審理決定，對楊成林以受賄罪判處死刑，緩期二年執(zhí)行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，在其死刑緩期執(zhí)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，終身監(jiān)禁，不得減刑、假釋。

　　禍發(fā)成都“門里案”

　　法院審理認定，2013年7月，姜喜運安排張文凱違規(guī)向關聯(lián)方出具37億元的保函，未收取擔保手續(xù)費。姜喜運以到齡退休的方式，暫時“平安落地”不到一年，昔日舊案就東窗事發(fā)，導火索正是這一巨額融資案。

　　第一財經曾于2014年10月報道，2013年8月，成都門里投資有限公司（下稱“成都門里”）、北京中伍恒利投資發(fā)展有限公司（下稱“中伍恒利”）通過信托公司、證券公司的信托計劃和資管計劃融資37億元，恒豐銀行與兩家銀行簽訂《受益權轉讓合同》，并由擔保公司為受益權轉讓擔保，成都門里、中伍恒利則以恒豐銀行股權提供反擔保。

　　相關銀行人士當時告訴第一財經記者，2013年8月29日，該行通過券商資管向門里集團融資10億元，恒豐銀行與該行簽訂遠期回購合約，承諾一年到期后，如借款人不能兌付，恒豐銀行有代償責任。2014年8月29日，恒豐銀行按約定買入上述37億元信托計劃和資管計劃的本金和利息。此事發(fā)酵后，姜喜運于當年10月被迅速調查。

　　據(jù)第一財經記者調查，姜喜運案中涉及的隱匿恒豐銀行股份，以及收受賄賂后幫助提供了融資的正陽置業(yè)等一系列案件，均與成都門里、中伍恒利存在或明或暗的關聯(lián)，且成都門里、中伍恒利、正陽置業(yè)等公司之間，也存在隱秘聯(lián)系，通過一系列復雜運作，姜喜運得以將恒豐銀行股份據(jù)為己有。

　　根據(jù)第一財經報道，成都門里持有的恒豐銀行股權系從正陽置業(yè)購得，購買日期為2013年7月2日，江蘇正陽置業(yè)實際控制方是江蘇匯金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下稱“江蘇匯金”），控制人為朱明亮，簽訂的轉讓合同中注明成交價為5.8元/股。但在恒豐銀行2013年年報中，這些股權變動并未體現(xiàn)，年報亦未披露成都門里和中伍恒利的關聯(lián)關系。

　　不僅如此，恒豐銀行2013年年報亦未披露其與第四大股東江蘇匯金、第七大股東江蘇正陽置業(yè)的關聯(lián)關系。2013年年報顯示，江蘇匯金和江蘇正陽置業(yè)分別持有恒豐銀行7.25%和4.16%股權。江蘇匯金股東之一和法定代表人為朱明亮。

　　當時的工資資料顯示，朱明亮雖未對江蘇正陽置業(yè)出資，卻擔任其總經理職務，而兩家公司共同有一個名為錢嘯軍的監(jiān)事。江蘇匯金成立于2004年11月9日， 2014年7月28日，股東由張沖、朱明亮、錢嘯軍變更為江蘇正陽置業(yè)、朱明亮；2014年9月12日，股東又變更為朱明亮、江蘇正陽投資有限公司（下稱“江蘇正陽投資”）。江蘇正陽投資成立于2014年6月11日，股東包括朱明亮、張沖、錢嘯軍。后來，江蘇匯金卷入了恒豐銀行繼任董事長蔡國華的恒豐銀行股權案件中。

　　掌控26年，大案頻發(fā)

　　從進入恒豐銀行前身煙臺住房儲蓄銀行，到2013年底退休，姜喜運先后在恒豐銀行任職長達26年。在同一家銀行擔任一把手如此之久，在國內商業(yè)銀行中頗為罕見。

　　接近恒豐銀行的人士曾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，作為該行元老，姜喜運辦事雷厲風行，很有魄力。但在其掌控期間，恒豐銀行的治理存在嚴重缺陷。公開信息顯示，姜喜運任職董事長期間，恒豐銀行行長職位一直空缺。直到2013年，才聘任主持工作的副行長欒永泰擔任行長。

　　可能正是這種“雷厲風行”的魄力，在姜喜運長期掌控期間，恒豐銀行以激進的債券、同業(yè)業(yè)務著稱。而這種激進的風格，之后也導致該行大案頻發(fā)，多起引起市場波動的債券、票據(jù)案中，都出現(xiàn)了恒豐銀行的身影，還被市場質疑利用債券承銷轉嫁自身風險。

　　根據(jù)公開披露信息，2011年，恒豐銀行承銷了山東海龍的“11海龍C P01”短融，按照募集說明書，債券籌集資金中，約1.7億元補充生產、經營，另外2.3億元用于償還銀行貸款。但發(fā)行完成后，山東海龍卻將其中3億元，用于償還恒豐銀行貸款，僅將1億元用于補充流動資金。事發(fā)后，山東海龍遭到交易商協(xié)會處罰。

　　這并不是在姜喜運時代恒豐銀行唯一卷入的債券案件。2011年6月，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(xié)會公告稱，中小企業(yè)集合票據(jù)發(fā)行人浙江三鼎織造有限公司（下稱“浙江三鼎”），在2010年的一期集合票據(jù)募集說明書中披露的數(shù)據(jù)，與同一控股股東關聯(lián)公司在IPO招股書中披露的部分財務信息存在不一致，且兩者間差額巨大。為此，該協(xié)會對發(fā)行人及主承銷商恒豐銀行進行了業(yè)務提示、約見談話，并在2011年5月專項調查了浙江三鼎及審計機構，浙江三鼎、恒豐銀行還為此提交了整改報告。

　　引發(fā)姜喜運舊案的“成都門里”事件，則是同業(yè)業(yè)務掩護下的惡果。根據(jù)第一財經記者當時了解，成都門里、中伍恒利37億元的融資，資金來自天津兩家銀行，利用了包括銀行、券商、銀行在內的七家金融機構作為通道，以掩護關聯(lián)交易的實質。

　　2013年底，姜喜運到齡卸任，時任煙臺市副市長、煙臺國資委黨委書記的蔡國華接任，在蔡國華掌舵期間，恒豐銀行不僅未能走出泥潭，多起票據(jù)大案、管理層私分公款、試圖私有化該行等案件接踵而至，讓這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至今未能完全走出危機。